《生命中的兵团》全面展现 深度揭示“荒友”命运附读后感
[i=s] 本帖最後由 漫步人生路 於 2015-10-27 09:50 編輯 [/i][b][size=6]《生命中的兵团》
全面展现兵团历程 深度揭示“荒友”命运[/size][/b]
[b][size=5]日前,首部由非兵团亲历者完成的有关兵团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中的兵团》出版。作家朱维毅历时三年,采访了数百位“北大荒人”、查阅了近万份历史资料,根据史实创作了这部百万字的纪实文学,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该书描写了19世纪50-70年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中奉献过热血和青春的众生群像。上至师团级领导、下至未成年就奔赴边疆的知青,还有将生命永远留在黑土地上的牺牲者,所有人的故事共同汇入新中国的建设史中。在相关图书已多到不可胜数的情况下,作者在以下五个方面为作品赋予了特殊价值。
一是采访对象全面。作者花费近两年的时间采访了黑龙江兵团历史的亲历者,涵盖了各种身份和层次,从连队干部到兵团领导,从知青到现役干部,从老北大荒人到这些人的后代,采访总人数超过两百名,为全面深入地讲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二是调查范围深入。作者在全国多地广泛收集素材,先后在北京、成都、丹东、唐山、天津、杭州、宁波、上海、哈尔滨和黑龙江垦区进行了广泛采访,足迹遍及兵团时期的6个师,曾在8个农场组织过老职工座谈会,并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在口述和文史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三是涉及内容广泛。采访工作的地理大跨度、受访人员身份的多样化、资料和档案查询的广泛性,以及作者对关键见证人的努力挖掘,使作品在“点”上涉及了兵团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在“面”上涉及了兵团史上诸多重要领域,在人物、经历和观点的类型上达到了较大的涵盖面。和同题材的小说和剧本类文学作品相比,作品具有更开阔的历史视场,和同题材的回忆文集类纪实作品相比,作品具有更完整的历史展示力,因而成就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反映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
四是创作立意新颖。作品避开了在知青文学中普遍存在着的作者本身历史观过于鲜明的问题,对兵团历史采取了既非歌颂,亦非声讨,既非“青春无悔”,亦非“蹉跎岁月”的客观审视态度。作者依托其长期在国外形成的考察习惯,在国际化的视野和发展性思考下,站在一般历史观和价值观之外,把对人性的解读作为落笔重点,在突出作品的客观性同时,强调用事实说话,从而把更多的思想和结论空间留给了读者。
五是读者群体广泛。作者本人就是知青出身,加之丰富的国内外阅历,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信息处理训练,对获得采访对象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准确地把握和驾驭素材提供了有利条件。作品的故事生动、语言流畅、思想深刻、图片丰富,可适应不同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其中不仅包括众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还可涵盖北大荒农场的读者、知青后代和关注上山下乡历史的年轻读者。
作者朱维毅是德国工学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文革”期间曾两次赴山西榆次插队。曾发表过《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全书由20个部分组成,包括引言、后记和18个章节,共计字数120余万,图片300余张,分为上下两卷出版。
文章来源:中华网文化。[/size][/b] [i=s] 本帖最後由 漫步人生路 於 2015-10-26 22:20 編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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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读“生命中的兵团”后的感想(文章来源:金色年华知青文化网)
陆建东
贾宏图在发给张持坚的短信中说:“作者朱维毅来哈尔滨采访时,我接待过。作者视点很高,占有材料丰富,这可能是一部关于北大荒知青最有分量的纪实文学。”
我在2013年8月18日在“50团知青网”上发表了如下一段话:“历史总是在螺旋式地前进,包括知青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近日(2013年8月15日)张持坚和我与北京知青——朱维毅博士有过深入的座谈:就他写作有关黑龙江兵团的长篇纪实文学提供了一些当年的生活状态。应我的要求刘铭君会长也在百忙中为作家找寻采访对象。”
当时他已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深入各地调查采访,即将收关,进入写作过程。由于他20多年来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观察的立场、角度,会更客观一些。两次到山西插队7年的生活底子;留德工科博士的阅历;1952年出生已过花甲之年而又不断反思历史的学者,他笔下的黑龙江兵团应该会更真实、更鲜活吧!
我从中国作家网上摘录了朱维毅的简历和他的“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写作计划,这里从略了。
我团战友,华师大化学系教授王麟生在第二天跟帖说:“我非常仔细地阅读过朱维毅写的《寻访二战德国兵》,在所有回顾二战的非虚构类作品中,应该说都是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由他来写知青这样一本书,成功是可以期待的。”
是的,朱维毅写这些书(包括“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等)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告诉读者”。
他这次写黑龙江兵团,跋山涉水,采访了一年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前后多次到各地档案馆查找资料,总之他认为证据不充分的不写进书里。朱维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这部书的诞生,适逢知青文化的盛世
1.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领导成员都亲自动手,著书立说。
在知青岁月过去三十多年后,老知青们依然保持着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拓精神,使知青文化的园地里百花盛开,姹紫嫣红。知青精神和知青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共同发展。
在新的时代里,在缺资金、缺人手的情况,知青文化在知青精神的支撑下,在曲折的前进道路上塑造新时代的艰苦和辉煌。
方国平的《寻找亡灵》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反思10多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对亡故在北大荒的知青做了深情的纪实追忆。对历代东北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思考与探索,作者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唐代渤海国和肃慎族系的历史发展,对拓跋鲜卑的文化轨迹作了有益的寻访,提出了一些令人值得思索的问题。
2.沈国明主编的《知青回眸引龙河》也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的出版引起文化界、知青团队的高度关注。在研讨会上被誉为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3.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和上海通志馆馆长朱敏彦任编委会主任,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刚和上海通志馆副馆长周树安任编委会副主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金大陆研究员为主编,研究会副秘书长马琳和研究会团队组织了近百位老知青和青年学者为志愿者,历时四年完成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并汇志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部书约600万字,汇集了我国6000余部县以上地方志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资料,并作了分类和设置了索引。这套书被杨剑龙教授称为“知青学”奠基之作。
4.为推动和吸引青年学人参与“知青学”研究,2013年7月6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举办研究生“知青学”讲座,报告人为2012年受资助的研究生,题目如下:
1.李彦姝(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知青作家的城乡书写”
2.林升宝(复旦大学博士生)“‘继续革命’的困局——以上海知青慰问团为例(1969~1976)”
3.周黛(上海大学硕士生)“有关知青典型的社会功能研究”
4.贾美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生)“退休回沪知青的老年贫困度与养老保障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校的“知青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朱维毅的这部《生命中的兵团》适逢这个时候诞生,自然而然又有了新的身份:中国高校“知青学”研究不可多得的、高质量的参考书。
在这里要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感谢作家朱维毅为知青历史研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书中的很多史料都是抢救性的。例如:对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老领导老红军颜文斌、老八路任茂如、新四军王少伯等人的革命精神的刻划,目前来看,后无来者。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高视点、新架构、大手笔,在占有材料丰富的情况下,实际写起来非常谨慎、小心求证:在濮存昕处听到的颜副司令员的事情到颜副司令员的原警卫员处求证;从别处听到的王少伯师长给颜副司令员送熊掌的事情,采访时直接找王少伯求证,这些都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和可读性。
9月23日“亚马逊”把“生命中的兵团”送到家,通读了一遍,感受还在逐步思考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知青精神促进知青文化发展的又一个丰硕的成果,没有朱维毅吃尽千般苦,那有《生命中的兵团》给我们带来如此丰盛的历史回顾,让我们享受文化的甘甜。[/size][/b] [i=s] 本帖最後由 漫步人生路 於 2015-10-26 22:19 編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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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续上
谈几点初步体会:
一、作为一部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长的书,也是一部知青研究的教材。全书十八章中有十二章是以写知青为主,写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它像一面多棱镜,各方面、多角度地走入知青的内心世界,写出了现在已过耳顺之年的老知青们的前世今生。由于是口述纪实的写作方式,一人一个性格;一人一个语言习惯;一人一个行为,加上作者惟妙惟肖的叙述和刻划,读来引人入胜。
写我熟悉的战友翁德坤、邹小菲,写得入木三分,写出了他们的特点。读来非常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本书立足于兵团建立、发展的全过程,介绍了北大荒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写人和写事融会贯通。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讲的:“消失近四十年的兵团,在我心中渐渐活了起来,站了起来,动了起来……”我们读者也有同感:写活了,写生动了,写丰满了一个王少伯,展示了建三江发展的宏伟蓝图。
同样的道理,写活了颜文斌、任茂如们,书中的字里行间会引领着我们读者的目光穿越在近代史的长廊里,让我们闻到了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硝烟;让我们听到了红军时代颜文斌拿着大棒子敲击敌人的喊叫声;抗战时期颜文斌、任茂如、王少伯们和敌人拼刺刀的厮杀声。
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又是一部非常真实的、很生动的、可读性很强的近代史教材。
二.正能量的宣扬非常充分
两年前,作者在上海和我们座谈时,谈到专门有一章要写现役军人在兵团犯错误的事情。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样的题材不好把握,即使写成功了,出版环节也会不顺当。维毅到底是留德博士,又有几十年成功写好纪实文学的经验,驾驭这类题材轻松自如。我们在读第十五章“名誉与情欲”的时候,深为作者驾驭这些资料的能力而折服。作者本人在“后记”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对庞大的信息量是否具有足够的驾驭能力。”
特别使我们欣赏的是作者的史诗笔法,即使写这样的题材,作者也可以用散文诗般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充分地宣扬正能量。
这一章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如果兵团反腐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每次结案后都在不公布受害人姓名的前提下将案情公布于众,兵团在震慑干部违纪、彰显反腐意志、动员群众监督、稳定基层人心方面必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8年兵团期间,一边是反腐出重拳,一边是‘迫害女知青’事件不断。这个现象又一次证明,最有效的反腐,是把腐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把反腐置于公众视野之内,变体制内反腐为全社会反腐。”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前人的作为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历史的回声,因为她会告诉我们现在和今后如何做得更好。 我们阅读全书,感受到作者这种振聋发聩、反腐倡廉的史诗笔法反映在字里行间、反映在章章节节。
写王少伯一章,作者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消极的,每一代前人都在为历史留下东西。这些东西合成起来就是现实。并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当未来成为现实,而现实又不尽人意的时候,一切从历史走过来的人无论是否掌握过权力,是否都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当年的我,给这段历史留下的是什么?”
我相信王少伯可以底气十足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寻租而家财万贯的人,他们但凡尚有一丝廉耻之心,都会在这一反思前退避三舍。
陆建东
2015年9月27日初稿[/size][/b] [i=s] 本帖最後由 漫步人生路 於 2015-10-27 09:52 編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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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6][font=微軟雅黑]一部史诗般记录兵团生活的鸿篇长卷-林嗣丰[转载知青博客][/font][/size][/b]
[b][size=5]好长时间没有这般认真地读过一部书了,光标签就作了41个。因为这是一部记录我曾经经历过的兵团生活的书,而且正如书之封面所说,是一部用“史诗笔法,全面展现屯垦戍边中兵团历程”的鸿篇长卷。这就是北京知青朱难毅所著的上下两卷的《生命中的兵团》。
说它是“史诗笔法”,是因为这部书反映的北大荒的创业历史,不仅只记录了十年的兵团时期,还包括了当年的铁道兵、十万转业官兵、青年 垦荒队、关内的移民,甚至中央机关的“右派”等人们在这块黑土地上流血流汗留下的丰功伟绩。当然,主要记录的是由知青、老职工和现役军人们共同奋斗的兵团历史。
说它是“全面展现”,是因为它采访的对象不仅有知青,还包括了老职工及子女、现役军人等作者能够采访到的众多与兵团有关成员。即使是知青,也不仅只是当年做过各级领导的、一生顺当者,还有无论当年还是现今依旧生活困顿者;也不仅是下乡期间一直生活在兵团中的,还包括后来通过不同途径离开兵团的;记录的也不只是顺利地活到现在的知青们,更记录了那些不幸因各种原因长眠于黑土地上的人们。
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既有从现役军人角度出发的,也有是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眼中观察到的;而在知青那里,既有“无悔”论者也有“有悔”论者,还有站在中立立场者。因此它就更加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更加客观地“深度揭示风云际会下荒友命运”。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此书对黑龙江兵团有了如下的客观评价:
一、对兵团组建的意义给予了准确的评价
兵团组建于1968年的6月,是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脱离不了那场运动的主要特点。
对于“上山下乡”,作者认为“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管理的两大特点必然导致的结果,其一是经济政策的计划性,其二是人口政策的非计划性”。即计划性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国家经济缺乏内动力,同时又因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造成无法扩大甚至限制了就业人员的安排;而非计划性的人口政策则造成人口的激增,更增加了就业的压力。因此,广大的农村就成了安排就业的最好出路。而“文革”造成的经济衰退、人口积压更成了其最好的推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成为一场运动,便大势所趋。
当然,这里还有国家一贯以来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需要。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兵团的组建当然也有上述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此时的“苏联在黑龙江的东、北两而边界上制造的暴力冲突事件也愈演愈烈”。敌人屯兵百万于我边境,我怎可无动于衷,黑龙江兵团应运而生。原兵团3师21团团长袁树魁说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我在21团接待过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克斯威尔,他在采访兵团后写文章说:在中国黑龙江省有一支准军事化部队!这句话说得不错,苏联要想动手,就要先过这一关!”
这,就是兵团组建的意义。事实证明,这是一步正确的举措,至少这在客观上震慑了对方,从而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战争。
二、彰显了知青文化
有些人(包括一些知青本人)总是企图否定知青下乡对农村带来的变化,否定知青在下乡中形成的知青文化。他们总是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于“文革”中,最终以“大返城”的方式宣告了它的结束。“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上山下乡”也因为四个“不满意”而流产,因此不应当去肯定知青的作用,更不要枉谈有什么“知青文化”。
那么,我们来看看《生命中的兵团》中,现役军人是如何评价知青的作用和知青文化的吧。
19团政委惠明永说:“知青很单纯,也很正统,上进心普遍强,你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就能干成很多事儿。他们给北大荒带去了各个城市的文化,是北大荒特别需要的。”兵团政治部宣传处韩忠志处长则说道:“兵团时期之所以能成为北大荒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繁荣时期,有一大批有文化的知青是一个原因……”
除了现役军人,那些早期参加北大荒开垦的老军人、老职工也给予了知青文化以肯定的评价。
志愿军老兵谢克沛兵团时期是20团3营副营长,他也给予知青很高的评价:“对知青怎么看?我的评价一直非常高。……知青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垦区。客观的说,知青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当地人,双方的差距是有20年,也就是说,知青把北大荒的文化发展加速了20年。”当年从山东老家随父亲闯关东而来的老职工唐守科谈到知青时这样说:“知青给北大荒带来了文化,这话一点不假,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上。我们连队有了知青后才有了小学校,……营部建中学,那里的老师也都是知青。”原1师7团1营的参谋付宝华认为:“从整体上看,知青的文化水平高出老职工一大块,学起新东西来也很快。特别是‘老高中’的人,可以说是大学苗子。除了教书育人以外,他们在北大荒的文化传播作用还体现在文艺活动上。……他们带来了城市的信息、习俗和观念,改变了农场人的眼界和喜好。”这都是极高的评价呀!
知青的作用还体现在大返城后。“兵团一撤销,知青一走,娱乐没有了,教书的没了,农场在一段时间里变得死气沉沉,少了精、气、神啦,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转业军官、时任16团政治处副处长的邓子儒这样描绘知青返城后的情景。“知青大返城时,真把我们闪了一下,他们都是基层的骨干啊,教书的、搞机务的、卫生员……全是这些人,他们一走,我们只能赶紧挑选和培养当地的年轻人,补充空出来的岗位。这些人基本上是知青带出来的。”王秀玲是位知识型的老北大荒人,她对知青给垦区带来的文化影响感触很深,她说:“垦区的人现在的吃、穿、做事方式,都带着知青的烙印,连说话口音都不一样,他们带来的新鲜东西太多了。”由此可见知青文化对垦区的影响之大。“十万转业官兵”后代刘军说自己“因为常年和知青在一起,我们的眼界和思想发生了变化,慢慢地连说话、做事、穿着都和当地农民不一样了”。
不用多说,在现役军人、转业老兵和当地老职工的眼中,知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给兵团(农场)带来了文明与文化。
《生命的兵团》还特别列了一章“艺术的星空”,记录知青给兵团带来的诸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种种文化和艺术,并走出了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作者还将知青文化提到与军旅文化、“流人文化”同等高度,认为“如今的北大荒文化,是以以上这些外来文化在交融后的发展结果,其中军旅文化和知青文化具有突出的水平,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可不说是提到相当高度而又十分客观的评价。
书中除了列举了姜昆、濮存昕、孙滋溪、赵晓沫、陈新民等一批从兵团走出的著名艺术家外,更列举了诸如当年享誉兵团内外的“白毛女宣传队”等知青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白毛女宣传队”这支由普通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曾给兵团人带来了无尽欢乐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兵团的文化声誉和文化气息。而这样的宣传队在当时的兵团基层几乎连连都有。
虽然,这些只能算是狭义的文化,却也充分证明知青文化的客观存在和达到的繁荣。这些情景在书中有大量的篇幅予以记载,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纪道庄副处长回顾道:“1973年搞工作大检查时,兵团党委对知青队伍做了三个评价:生产战线的突击队、战备值班的生力军、文化教育的传播者。”这是对知青作用的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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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续上
三、肯定了知青精神的存在
至于知青精神更遭到有些人的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将“被虐的历史和洒泪的经历,弄到最后,看起来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更有人认为讲知青精神是“变着法在为那场浩劫唱赞歌”,是“捂着伤口唱赞歌”。甚至编了一套精神病医生的谎话,将谈论“知青精神”的知青嘲讽为“精神病人”。
那么,兵团人是怎么看的呢?
如上文撰述,兵团的组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击苏联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流血战争,知青们表现出了与前辈一样的无畏精神。1师3团抗战老兵、团长段松魁这样说:“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怕死,国家意识特别强。知青们很勇敢,不怕打仗,有很多人还特别盼望着打仗。”这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就是“傻逼”行为,是“不珍惜生命”的表现。而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纪道庄则认为:“我们回顾兵团的备战,要反映的是中国人不屈服于强敌的一种精神,这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一切打中国领土主意的对手的一个态度。”“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之分,中国就需要这种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北京知青朱波曾带领知青参与了著名的珍宝岛战役,战后荣获三等功。他后来这样谈论下乡的感受:“我觉得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老百姓世世代代能在那里活,我为什么不能活?看一个人的质量,不是看他地位有多高,而是看他能不能在任何环境中都在出自己,活出精彩。”这就是知青精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知青精神不仅表现于面对战争时候,同样也存在于知青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生命中的兵团》一书记载了许多知青诸如水中割麦、冬修水利、上山伐木、修造国防工程等艰苦的劳动,尤其以开垦三江平原、创建6师最为艰难,比如修建二抚路。在这些劳动与生活的艰难中,磨练出了知青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21团团长袁树魁说:“从兵团接收知青的效果上看,应该说锻炼了一批年轻人,功劳是大的……小青年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那就是北大荒给他们的品质。我觉得知青这一代人是国家的财富。”王志民是早年从海军第一学校转业的老兵,他从另一个角度评价了知青:“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让邓小平给纠正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壮举,造就一批能吃苦、肯奉献、了解社会底层的城市青年。无论下乡还是返城,这批人都实实在在地承载了社会责任,眼睛里有大局,还出了下决心扭转执政风气的总书记。”
在现役军人们看来,知青们“能吃苦、肯奉献、了解社会底层”,无论是在下乡时候还是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实实在在地承载了社会责任,眼睛里有大局”,就是因为有了好的品质,具有良好的精神。
还是那个荣获三等功的朱波,返城后曾因拿不出5块钱而难以参加知青聚会。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后来我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个干装卸工的临时活儿。我体力好,一天能挣一块钱。以后我有了正式工作,每月能挣32块钱,这正好是我11年前刚到北大荒时的工资标准。到1985年我38岁了,工资还不到38块钱。”这是因为他在兵团期间养成了任劳任怨的品质和精神。
《中国青年报》女记者曾采访过一批特殊的知青--北京最后的掬粪工。她写道:“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委屈。……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这就是知青!这就是知青在兵团、农村所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想再一一列举了,谁说知青没有精神,请好好读读这本洋洋120万字的《生命中的兵团》!
四、全景式地反映知青的各种表现与思想
《生命中的兵团》并非一味地给知青唱赞歌,而是全面地客观地或者说是全景式地反映知青(包括现役军人和老职工)的各种表现与思想。
比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既有老兵王志民的“不赞成”“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北京知青高建瓴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文革’的上山下乡,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恶梦,它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把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意识的人。”原26团的现身军人团长则认为上山下乡“对知青是一场灾难,既影响了学习,也影响了前途,最后还得返回城市”,知青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可以说是旗帜鲜明,针锋相对。
这两种思想都在书中有同样的地位。当然,更有辩证看待这一运动的。曾在兵团白手建成榨油厂的北京“老高三”张巨川这样评述:“说到上山下乡,我觉得给城市青年一个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并不错,‘文革’前我们每年都下乡,收获都很大。事物都有两面性,下乡耽误了我们的文化学习,但北大荒让我们这一代人学到很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的社会,只是上山下乡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比较中肯的。
同样对于知青经历的评价,是“有悔”还是“无悔”,《生命中的兵团》也给予了十分客观的处理,让各种意见都有一席之地。曾经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朱波就明确表态:“我属于‘青春无悔’的那一拨人”,“我对自己在北大荒的这11年不后悔,如果再来这么一次,我他妈还去!”
北京的“小六九”高路明虽然后来成了教授,但她则无法“无悔”:“别看我后来上了大学,但这种损失是很难弥补的,再怎么赶,也难成为功底深厚的学术大家。……上山下乡影响了这一代人科学能力的培养,我们不能因为下乡增长了社会阅历,就忽视这场运动带给国家发展的负效应。”但她同时也客观表达了对那段知青经历的看法:“总的说来,知青经历让我真正认识了国家,也赋于我一生进取的潜能,如果现在让我退回到1969年,再在留北京和去兵团间做出选择,我还是选择兵团。但我希望是另一种形式--一种不中断我们获取科学知识机会的形式。”这是我所参加的知青活动中听到的最为清醒的认识。
“小六九”的北京知青杨铸的评价是另一种的清醒:“说到对知青历史的评价,我觉得这和亲历者在返城后的处境有关。境遇不好的人评价趋于负面,认为下乡让自己付出了代价。比较顺的人,则容易把下乡经历视为人生的一种财富。”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除了个人自身的经历,还应当牵涉到各人家庭在解放前后的处境和遭遇吧。所谓“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生命中的兵团》不只是表现知青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负效应的一面,比如第三章“不打不相识”就用大量篇幅写了知青下乡后打架的情景。正是这样不避讳的手法,才成就了本书“史诗”的特色。
《生命中的兵团》给予人们的感悟决不只是上面所说的四点,每个过来人和后来者都可以从中去理解知青,去吸取养料,去作出客观的评价。
感谢知青朱维毅,感谢他以知青的身份叙写出这包含感情的兵团生活鸿篇。
感谢非兵团战士的朱维毅,感谢他从“外人”的角度用《史记》笔法,客观的描绘出兵团历程的史诗般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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